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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降本“绿色通道”

发布时间:2020/03/21 17:58:30

《董事会》 2013121日 作者:柏立团、王秀先

 

   比较优势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关键原因,过去30年,中国每年取得3%的快速劳动力增长,由此催生了人口红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已到了经济学家所说的路易斯拐点:企业再也找不到廉价的外来民工,付出的工资急剧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影响了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基础,但对中国制造业并非全然不利。如果公司董事会能够意识到利用现有的法律与政策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同时通过技术投入提高劳动生产力,则可沉着应对。

 

  合理统筹工资制度

 

  劳动力成本不仅仅指工资,它包含了从劳动力的招聘、培养、持续使用直至退工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也不仅指生产一线的员工,而且包含了企业全部人员。控制劳动力成本应该是企业短期内可以立刻上手的。

 

  从严格法律意义的角度,工资包括了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加班工资、病假工资以及企业为员工支付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费用。数据显示,尽管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89位,但社保费率全球排名13位。高昂的社保费率是造成中国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在现有的政策框架内,社保费率或社保基数是不是可以降低?答案是肯定的。

 

  我国许多地区采取阶段性减缴、缓缴社会保险费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大多不透明,企业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向所属地区的社保部门咨询沟通才可获得,这些政策不但涉及费率的下浮,而且涉及缴费基数的降低。特别是在经济波动时,采取阶段性减缴、缓缴社会保险费的政策更是常态。一个比较公开的案例是,广东肇庆市怀集登云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已经通过证监会审批即将上市,有媒体披露,自2007年的五年来,登云汽配欠缴的公积金总数(含合同工欠缴部分及应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代缴的派遣工公积金数)大约有上千万元。原因是当地政府曾经发过通知,规定可以“暂不缴存”,这一“暂”居然没有期限。相信这一“暂不缴存”事件在中国一定不是个案。

 

  对于加班工资,许多HR主管认为应当以职工全部工资为基准计算加班工资的基数。事实远非如此,如上海就规定,加班工资的计算基数为员工的基本工资(不含绩效工资),各地区亦有不同政策,值得关注。同时,企业应综合考虑岗位的性质,如对高管、营销人员、司机等,可考虑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对于部分季节性工作可实行综合工时工作制。两者除法定节假日需要支付加班工资以外,都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在依法申请的工作时间以内的,都无需支付平日加班工资以及周六周日加班工资。

 

  对于病假工资,因不同工作年限对应不同的工资支付比例是由国家规定而无法更改,但病假工资计算基数却因各省市地区的政策而异,各地对病假工资的最低限、最高限都有不同规定。比如,北京市只要不低于最低工资的80%即可,给予企业极大的自主权(可以约定病假工资计算基数)。上海则明确规定工资基数的适用原则,同比普遍成本会高于北京,但上海却有病假工资基数的最高限的限制,即最高基数为上年度的平均工资,这一点却往往被很多企业所忽略,特别是月工资高于上年度平均工资的员工较多时,这一政策规定可以很好地帮助企业节省开支。

 

  积极创新争取政策

 

  对于制造业来说,劳动力成本是企业成本重要的一环,但也仅是制造型企业的成本之一。降低土地及生产资料取得成本税收的减免、地方政府专项资金的扶持、融资便利等可以提高资本利用率,技术上的创新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式降低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

 

  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低下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生产力只是美国的约15%-18%,或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平均约25%。同日本及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比较,中国劳工的人均资本存量也还处于低水平。这说明中国制造业有提高生产力的巨大空间,也是我们对中国制造业增长前景应该保持乐观的基本原因。

 

  野村研究所发布的《亚洲经济预警——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报告指出,中国生产率在1994年至2008年期间的年增速达到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因此生产企业有能力消化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并且,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大概是日本1980年及韩国约1990年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比较优势依然存在,尽管不如30年前那么显著。只要注重资本的利用率,并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中国制造业还拥有充裕的时间完成转型与更新换代,现在还不是中国制造业最为艰难的时刻。

 

  企业在研发上的投入可能短期内难以见效,但从五至十年的期限来看,其对中国制造业质量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对于技术上的创新,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均提供了许多政策上的支持。例如,对于研发投入达一定比例、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主要是发明专利)、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可以分别给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科技小巨人项目认定并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中央及地方政府还设立了科技型创新基金、科技孵化企业等基金给予企业技术创新上的资金支持。以上海为例,根据不同产业设立相应的专项资金,结合总部设立、自主研发、科技创新、技术改造、租金补贴、费用补贴、奖励等方式给予扶持,严禁与企业税收直接挂钩。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上海欧际柯特回转支承有限公司近期9个项目就获得专项配套资金7000多万元。企业应该深谙该类法律、法规与政策,积极申请并获得该等资金扶持,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来抵消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负面影响。

 

  面对劳动力成本持续走高的局面,中国制造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企业应有效利用现有的法律与政策,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另一方面,企业应审时度势,利用现有的优惠政策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切实提高劳动生产力,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更高的层面来说,中国是否能在21世纪实现结构的转型并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取决于企业个体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作者系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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